7700 年前，当 Vinca 文明的早期农民首次在多瑙河及其支流的肥沃土壤上播种大麦和小麦时，他们改变的绝不只是饮食结构——他们为该地区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他们挤在泥屋里，身边就是野牛、奶牛、猪和山羊以及它们的排泄物。这些聚居点最终膨胀到可容纳数千人，而高密度的生存状态令流感、肺结核及其他原本只影响动物的疾病传播到了人身上，导致早期农业社区的健康状况直线下降。如今一项针对古代 DNA 的最新研究显示，这些早期农民的免疫系统找到了应对这种充满病原体的全新环境的方法。根据发表在《eLife》上的论文，新石器时代革命堪称传染病免疫反应演化的“转折点”。研究表明，欧洲人演化出了有利于抑制对流感等病原体产生炎症反应的基因，避免身体发生比病原体本身更恐怖的过敏反应。长期以来，研究人员一直怀疑早期农民要比游牧、狩猎以及采集者更容易生病。研究表明，大型新石器时代遗址如土耳其 Çatalhöyük 的农民确实面临着一系列新的人畜共患疾病，例如流感与沙门氏菌，外加疟疾和肺结核等新的动物传播疾病毒株。而为了在抵御疾病的同时不致因过敏反应而丧命，人类似乎在基因层面做出了必要的调整与演化。

科学家发现，温血动物正在改变自己的生理机能以更好地适应炎热气候，具体包括让喙、腿及耳朵变大来更好地调节体温。当动物体温过高时，鸟类会使用它们的喙、哺乳动物使用自己的耳朵来散发热量。历史上，一部分生物在气候较为温暖的时期演化出更大的喙或耳朵，帮助自己高效完成散热。随着目前全球气候变暖，这些差异会变得更加明显。如果动物无法控制体温，则可能因为过热而死亡。鸟类的喙部没有羽毛的覆盖，这种非隔热设计正是为了完成高效热交换。哺乳动物的耳朵、尾巴和腿等没有毛发覆盖的部位也有相同的功效。发表在《生态与演化趋势》期刊的论文中，作者发现这种差异在鸟类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论文作者、迪肯大学鸟类研究员 Sara Ryding 表示，“改变形态并不代表动物已经能够真正适应气候变化。这只意味着它们正在通过演化挣扎求存——我们无法确定这些变化会带来怎样的生态后果，也不确定是不是全部物种都拥有这种变化、生存的能力。”虽然科学家表示很难确定气候危机就是引发形态变化的唯一原因，但研究案例在不同地理区域的不同物种群体内都出现了相似的变化。例如，多种澳大利亚鹦鹉自 1871 年以来喙的大小全部增加了 4% 到 10%，与每年夏季的温度保持正相关。

有科学家称之为“超人的免疫力”或“防弹”，免疫学家 Shane Crotty 喜欢对这种能力做出更为专业的表述——“混合免疫”。Crotty 在 6 月的《科学》文章中写道，“总的来说，混合免疫在对抗 SARS-CoV-2 方面似乎非常有效。”总而言之，这种免疫力类型确实带来了人们期待已久的好消息。过去几个月来，一系列研究发现部分人已经对 SARS-CoV-2（导致  COVID-19 的冠状病毒）产生了异常强大的免疫反应。他们的身体能生成高水平抗体，而且这种抗体非常灵活——不仅能够对抗目前已经出现的各种冠状病毒变体，甚至可能已经做好了应对未来新变体的准备。洛克菲勒大学病毒学家 Paul Bieniasz 表示，“根据合理的预测，这类群体将得到良好的保护效果，免受我们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遇到的大部分、甚至是全部 SARS-CoV-2 变体的侵害。”在上个月发表的一项研究中，Bieniasz 和他的同事在这些受试个体中发现了抗体，这些抗体能够明确中和所测试的六种新冠病毒相关变体，包括 delta 与 beta 毒株，外加曾经导致当年非典疫情的 SARS-CoV-1 病毒。Bieniasz 总结道，“这里我们大胆做出推测，也许这种抗体也会对尚未感染人类的其他 SARS 类病毒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